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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林:从性别立场切入社会现实的关切

2015年01月12日10:28 来源:未知 关联作家:姚鄂梅 点击:


至今犹记,阅读姚鄂梅长篇小说《西门坡》(载《钟山》2013年第2期)过程中,我曾经产生过一个错觉。因为小说不仅是从其中一位主要人物“我”也即辛格的离婚故事而开始叙事,而且一开端好大部分所集中叙述的都是“我”即辛格与丈夫之间的情感纠葛,所以我曾经一度产生过一种强烈疑问:难道姚鄂梅居然只是在用一部长篇小说的篇幅来讲述如此一个絮絮叨叨的婚恋情感故事吗?但联系此前姚鄂梅作品留给我的印象,却又觉得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如此。更何况,即使从“西门坡”这个小说的篇名来判断,我们所面对的,似乎也不可能是一部婚恋题材的长篇小说。一直到小说中几次写到那两个卖饭团的女人,并且写“我”跟踪那两个女人发现西门坡一号这个地址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却原来姚鄂梅果然还是那个对社会现实问题进行着激烈关注与思考的姚鄂梅。所谓婚恋云云,也不过只是作家的一种艺术障眼法,一种叙事的根由而已。借助于“我”即辛格的婚恋纠葛而撕开一个口子,格外精准犀利地切入到当下社会现实中女性命运遭际的关注与思考之中,才应该被看作是姚鄂梅这部长篇小说关键性“文眼”之所在。


只有在将要读完全篇的时候,我们方才能够确证,女性“乌托邦”西门坡真正意义上的创办者,实际上正是那位千方百计一点一点地把辛格诱导至耶市的安旭。那么,安旭为什么要创办西门坡呢?却原来,这安旭本来是一位公务员,在政府办公室工作多年但却未能获得提升,于是,就调到了妇联去工作。到了妇联工作,自然就会接触了解许多女性的生存困境。非常明显,安旭之所以要煞费苦心地创办西门坡,与她个人的私利实际上并无任何关系。作为一位现代知识分子,安旭之所以苦心孤诣地设计创办西门坡,与她内心深处潜藏着的一种人文主义理想,与她一种强烈的女性关怀,其实存在着极其紧密的内在联系。说到底,安旭的创办西门坡,是身为女性的她,从自己所坚执的人文主义理想出发,自觉庇护受难女性意志的一种直接结果。说实在话,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却原来,姚鄂梅在她的这部《西门坡》中有着非常精巧的叙事设计。从表面上看,身兼叙述者角色的辛格貌似一直在追求女性的解放,实际上,自打她来到耶市之后的每一步人生道路,甚至于就连她的来到耶市本身,都早在安旭的精心设计之中。


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到底应该在怎样一种意义上来评价看待安旭一手策划创办的西门坡这样一个女性的庇护所。一方面,我们必须充分肯定创办类似乌托邦场所的必要性。正如同我们在前边已经指出的,在当下中国社会,由于事实上的男女不平等事实,更由于婚姻法有意无意间向着男性利益的倾斜,如同西门坡这样一个女性乌托邦的出现,有着无可置疑的现实必然性。正因为作家姚鄂梅身为女性,所以,在如此一种情节设计的背后,我们可以真切感觉到作家对于女性不幸命运的强烈同情与悲悯。与这种同情悲悯相比较,尤其不容忽视的,借助于这种别出心裁的情节设计,姚鄂梅对于当下社会不合理的性质提出了殊为激烈的文学抗议。从如此一种对于小说核心情节的艺术设定中,我们便不难体察到姚鄂梅内心中激进女性主义立场的存在。假若不是对于男性世界已经彻底绝望,姚鄂梅大约很难设想出如此独异的核心情节来。


由于人的自私本能与乌托邦组织之间必然存在的尖锐对立,西门坡最终无法避免的悲剧性结局,就是被警方取缔。阿玲是富家女,因为在进入西门坡时给西门坡带来了一笔财富,所以就可以享受特殊待遇。不仅一个人住单间,而且还另外保留了一套住房。没想到,正是这套住房,最后成为了肇事事端。为了讨好一贯与自己心理距离遥远的儿子小福,阿玲违背西门坡的规定,把自己入户时的捐资情况都告诉了小福。身为母亲遗产唯一继承者的小福,为了讨回自身的权益,甚至不惜动用黑社会势力介入其中。这一介入,更进一步地引来了警方的介入。警方一介入,事情的性质顿时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向着相反的方向而急转直下了。警方认定,西门坡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非法组织:“西门坡一号就是一个非法组织,它有组织条例,有规章制度,有管理机构,有财务管理体系,有等级严明的职权和岗位。”在警方看来,作为一个非法组织,西门坡不仅涉嫌侵犯人身自由,而且也还涉嫌剥夺少年儿童权利与欺诈残障人士等罪名。既然被认定为非法组织,那么,西门坡的被取缔,就是必然的事情。警察们本来想把西门坡的女性们遣返回家,没想到,“警察一走,她们就都哭了起来,她们都不愿意回家,除了西门坡一号,她们哪里都不想去”。在对于未来前景彻底失望之后,负责做晚饭的女人终于在饭中下了毒。她给出的理由是:“与其被送出去无家可归,不如死在西门坡一号拉倒。”就这样,安旭最终走向了自己努力方向的反面。安旭之所以要煞费苦心地创办西门坡,初衷是为了给遭受苦难的女性提供一个有效的庇护场所。事与愿违的是,由于现实社会与人性本身种种条件的限制与影响,安旭的西门坡理想最终只能以失败的结局告终。面对着西门坡的二十几具尸体,安旭感受到了自己内心中一种强烈罪感。那么,导致这二十几条生命死亡的真正罪责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呢?是那个做晚饭时下毒的女人么?是西门坡的创办者安旭么?抑或,还应该是我们当下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呢?对此,作家姚鄂梅自然无法提供明确的答案。实际上,对于姚鄂梅来说,她只要通过自己的艺术描写提出以上问题并进而引发读者的深入思考,就已经完成了自己所应承担的根本艺术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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