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按钮
关闭按钮

您当前的位置:主页 > 会员辞典

梁海:写在故事没落的时代 ——读姚鄂梅《西门坡》

2015年01月12日10:27 来源:未知 关联作家:姚鄂梅 点击:

 

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一文中说,讲故事的人早已成为某种离我们遥远、而且越来越远的东西了。的确,在我们这个务实的、追求“真实”而非崇尚想象力的时代,没有人会像司汤达那样,希望上帝使他忘记《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情节,以便再读一遍,重新享受美妙故事带给他的乐趣。现代小说在日益重视叙事技术,然而,叙事也就是“讲故事”本身,却被无情地忽视了。作家淡化故事,甚至刻意去打碎故事,因为越来越物化的世界、体制化的社会、程序化的生活,都在无声地排斥着虚构。“虚构”和“想象”似乎成为可有可无的“奢侈品”。但是,一个没有了“故事”、失去了“想象”的世界又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在我看来,当我们对世界的把握越来越需要进入一个抽象思辨的领域的时候,或许“讲故事”才能使我们找回渐行渐远的诗意和温情。

 

姚鄂梅的确是一个非常会讲故事,也非常喜欢讲故事的作家。她的小说往往悬念迭起,由一个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串联起来,一直通向狭长而幽深的结局。一个秘密套着另一个秘密,让我们迫不及待地读下去,去享受解开最后那个谜底的畅快淋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姚鄂梅仅仅是在虚构一些离奇曲折的故事,以满足大众的猎奇心理。她的故事不仅好看,而且也很厚重。或许是女性作家的缘故,她的小说多为都市女性题材。讲述一个个女性“在困境中左冲右突,不是鱼死网破,就是坠入更大的困境当中”【1】。美国犹太作家艾·辛格认为,故事必须让情节说话。一个小说家如果试图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观点去解说作品,是不会有生命力的。我想,这也应该是姚鄂梅对写作的理解吧。她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去承载复杂而坚实的命题。她的作品始终蕴藉着一种阅读的吸引力,总是牵引着人们去发现、体悟,使阅读的过程注定变为一次找寻之旅、发现之旅,有时还是惊异之旅。

 

我是一口气看完姚鄂梅的长篇小说《西门坡》(载《钟山》2013年第2期)的。这部15万字的小长篇,延续了作者擅长的都市女性题材,在离奇曲折的故事里讲述了都市女性的生存困境。整个文本自始至终笼罩着一层灰蒙蒙的色调,朦胧而压抑,让人有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不过文本的基调虽然晦涩,但故事的确好看。通过女主人公辛格的离奇经历,叙写了那些病态的、备受摧残的甚至癫狂的女性,在现代社会的多重重压下试图建造一艘专门拯救女性的“诺亚方舟”。然而,这是一条失去航向的方舟,况且,方舟的内部早已斑斑驳驳,近乎腐烂。乘上这样一条“诺亚方舟”又能驶向哪里呢?

 

《西门坡》中,姚鄂梅同样营造了大量的悬念。作为文本的叙述者,辛格的任务就是引领着我们去破解一个又一个谜团。故事的开篇,辛格就因一部似乎专为掠夺女人而出台的婚姻法,带着近5岁的女儿小优,还有装修房子的10万元“折旧费”,被丈夫扫地出门。辛格曾经为了婚姻放弃了工作,如今这10万元成了她全部的家当。没有稳定收入,坐吃山空,被娘家人嫌弃、拒之门外,年幼的孩子,年近40的中年弃妇……所有这些元素都是女性励志文本绝好的素材。然而,姚鄂梅所讲的故事却复杂得多,内涵也丰富得多。她想要追问: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现代社会,留给女性独立自由的空间到底有多少?女性能否颠覆男性价值观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即使拥有了这样一间房子,女性又将以怎样的方式生存?这间房子是属于女性的真正的诺亚方舟吗?文本中,当走投无路的辛格投奔朋友安旭时,所有这些问题就被编织成一个个谜团,成为隐没在故事中的潜文本。

 

安旭是杂志社的编辑,曾给辛格发表过几篇稿子。两人从未谋面,却互为知己。然而,辛格初到安旭所在的耶市,一连串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接连发生了。先是辛格因安旭为她租的房子“傻眼”。安旭明知辛格的处境,还为她租了“相当于一个公司职员全月收入”的高价房子,的确让人费解。接下来,辛格为了腾出上午的时间写作,只好找小区看门房的安老太帮着照看小优。又意想不到的是,安老太照顾了小优几天后,竟带回一个叫做飞比的男孩,甩在辛格家里,从此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正当辛格带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几近崩溃的时候,安老太忽然间又回来了。似乎是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辞而别,安老太忙里忙外,安迪写作顺利。此时,读者悬吊在半空的心终于稍稍落定,一切仿佛都在向着柳暗花明的方向发展。然而,风云突变,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又烧掉了辛格的一半家当。至此,整个叙述都相当明快、简洁,像是生怕打乱叙述的节奏,作者不敢停下来描写环境,或探究人物复杂的心理感受,某种隐含的危险始终渗透在字里行间。不过这种未知的因素不仅不使叙述显得模糊,反而使叙述一直保持着动人的悬念。正是在这悬念的推动下,我迫不及待地一口气读完文本。此时,我才明白,辛格所有的遭遇都缘于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而这个圈套的作俑者恰恰是安旭。

 

安旭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极端的女权主义者。在妇联工作的时候,她专门接待上访妇女。家庭暴力、冷暴力、仇恨,甚至谋杀,都让她感到震惊。她对辛格说“就像洗脑一样,她们的故事完全掩盖了我对生活的认知。”由此,她仇视男性,认为正是由于父权制才迫使女性不得不居于低于或次于男性的位置上,而成为受压迫、受控制的“第二性”。她给她办的杂志干脆就命名《第二性》。为了拯救那些受苦受难的“第二性”,安旭打造了一艘专门收留不幸女人的“诺亚方舟”——“西门坡一号”。这是一个只有女人和孩子彻头彻尾的“女儿国”,这些女人都经历过鲜为人知的不幸,她们聚在西门坡一号这个幽静的小院落里,过着类似公有制的集体生活,衣食住行一切生活的基本条件都由组织提供。她们没有个人财产,穿着清一色的卡其色粗布工作服,自愿劳动,不计报酬。她们不与任何男性交往,禁止使用手机等一切现代通讯工具,几乎与世隔绝。她们相互之间也没有什么交流,白天一起工作,晚饭后边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早早熄灯入睡。看起来,西门坡一号似乎是一个桃花源,平等、自足、平和……所有这些都是现代人所缺失的,也是人们所弥足渴望的。作为西门坡一号的缔造者,安旭以简约作为管理原则。每一天食物的供给不多不少恰恰满足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穿着最为简单方便的衣着,不烫发,不化妆,生活简单到如太阳东升西落,自然而然。在安旭看来,因为简单,所以就没有非分之想,所以她把她缔造的“诺亚方舟”命名为“西门坡”,其实就是英文“simple”的译音。

 

然而,登上这艘“诺亚方舟”的女性却并没有获得幸福感。她们过着僵硬、呆板、毫无生气的生活,每一天的生活都像是一台自动运转的机器。没有情感的交流,没有任何生活的欲望,甚至不敢放纵自己大笑一场,生活对于她们而言仅仅意味着活着。安旭用压制而不是关怀的方式来运作这艘“诺亚方舟”。正如她对待辛格,只是把辛格当作一个有利用价值的,值得发展的对象,其实从未真正考虑过辛格到底需要的是怎样的生活。所以,她才设计让庄老太一步步接近辛格,试探辛格,甚至通过纵火这样卑鄙的手段耗尽辛格那点可怜的家产,通过“逼上梁山”的手段让辛格被迫来到西门坡。从表面上看,西门坡一号似乎是女性主义的一块实验基地,承载着保护女性的神圣使命。但实际上,这里的一切制度、一切所作所为都在伤害着女性。被女性主义者批驳的男权社会中的等级制观念、控制欲、理性主义、统治……是控制“诺亚方舟”的航标,从而导致了西门坡一号成为现代社会里的一个“怪胎”。

 

我注意到,文本中始终贯穿着一个重要的意象:红鲈鱼。这是西门坡一号里的女性所编织生产的手工制品的商标,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这艘“诺亚方舟”的航标。这种鱼类很特别,年轻时雌性,到年老了就变成雄性。也就是生物学上所说的“雌雄同体”或“双性同体”。或许是由于这种生物性别的含混性,不少女性主义者都透过这一生物学现象,表达出超越传统社会性别制度的渴望。弗吉尼亚·伍尔夫就明确提出了“双性同体”思想。在她看来,柏拉图曾在《会饮篇》中讲到远古人类都有两幅面孔和两幅四肢,由现在的两个人合成。宙斯由于害怕人的力量过于强大,又不想灭绝人类,便将人劈成两半,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由此,伍尔夫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个是男性的力量,一个是女性的力量,女性往往外柔内刚,男性往往内柔外刚,没有纯粹的男人和女人。显然,“双性同体”的思想是对男女二元对立观念的解构,也显示了对男性中心的单一标准的抗议,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同样,安旭在红鲈鱼身上也寄托了自己对“双性同体”的渴望。然而,这种渴望又是扭曲变态的。她过分地追求女性身上的男性气质,诸如思辨的理性、坚强的意志,却恰恰忽视了女性身上本应有的美好。情感丰富是女性的天性,然而,安旭却偏偏要用压制情感、泯灭欲望的方式来规范女性,这无疑是对女性的扼杀。因此,她所打造的“诺亚方舟”是一台冰冷的机器。正如西门坡一号的“二号掌门”白老师所说:“我不喜欢感情用事,西门坡一号的人在一起,不是因为感情好才在一起,而是基于可能与意愿,一个可能提供给大家,再加上大家也有这个意愿,所以才有西门坡一号。为什么要相信感情?感情是什么东西?如果它是物质的,那它是固态的还是液态的还是气态的?如果它是非物质的,那就更加不可靠了。我觉得还是理智比较可靠一点。”试想,一块情感的荒漠怎么可能营造起幸福的家园?

 

关键是,人的天性是无法抑制的,过度的压抑只能导致扭曲和变形。于是,我们看到,恶的东西在西门坡一号已经开始悄无声息地蔓延起来。人们开始偷偷地在制作销售的饭团时做手脚,缺斤短两,牟取私利。特权阶级也开始出现,原本富有的阿玲因为加入西门坡一号时上交了比别人更多的财产,所以便享有无需工作、无需开会的特权。而作为基层管理者的庄老太,更是利用特权随意花费公款。阿玲的孩子小福早已过了上学的年龄,却不能去学校接受正规教育,近乎软禁的生活和母爱的缺失滋生了他仇恨社会、敌视一切的心理。最终正是这个七八岁的孩子捣毁了这艘早已千疮百孔、不堪一击的“诺亚方舟”。

 

为了讲述西门坡一号里女人们的悲剧命运,姚鄂梅还采用了大量的“插曲式叙事”。在全书的总故事之中穿插了一个个女性的小故事,安旭、白老师、庄老太、白老师、阿玲……,这些小故事和人物相互环绕,把繁复、零碎、重复、杂乱的故事出其不意地编织成一个迷宫般的叙事整体。用看似随意添加的、自由的、然而有时精心设置的叙述构成了文本全面的对应性和整体性。比如,由同性恋母亲扶养成人的白老师,畸形的家庭让她身心俱损,为了报复母亲她从三楼纵身一跃,将自己摔成“一堆快要报废的零件”。从此,她将装着假肢的双臂和双腿严严实实地包裹在长及曳地的白色衣裙里。这是一个极端分裂的人物,从表现看,她有着辛迪克劳馥般标志修长的双腿;实际上,这条双腿却是一堆冰冷的物理材料。一方面,她是西门坡一号的高管,连庄老太在她面前都要卑躬屈膝、一脸奴相;另一方面,她对外的社会工作却是在殡仪馆里为死人做全身按摩。如同复调的双声话语,实际上,白老师就是西门坡一号的一个剪影。她那无论怎样用力都无法使人获得慰藉的全身按摩,难道不是与西门坡一号如出一辙吗?

 

《西门坡》的结局是开放式的。由于警察的介入,西门坡一号彻底被摧毁了。安旭和白老师因控制他人人身自由而犯罪,锒铛入狱。其他女人一下子丧失了组织的庇护,她们已经完全没有在外部世界独立生活的能力了。于是,集体服毒自尽。辛格在为安旭奔走请律师,等待安旭的将是怎样的命运,文本没有交代。已经一贫如洗的辛格今后的路又在哪里?也是让人担忧的。我想,姚鄂梅正是以这个不完整的或者说破碎的故事结局,让读者在现实生活的“现在进行时”中去追想这些人物的命运。姚鄂梅曾说:“我以我的写作为杖,执著于向人性深处的东西靠拢。”而“人性是隐伏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的东西,它可以是美好的,也可以是丑恶的,但不管美与丑,它都是真实存在的,发现它,挖掘它,在作品中将之呈现出来,才能引起读者心灵深处的共鸣,否则,我们的作品将平淡无奇,无足轻重”。【2】《西门坡》的故事同样也是直指人性的,尤其是现代女性在现实重压面前所导致的人性变异。在我看来《西门坡》的文学意义还不仅于此,更重要的在于,姚鄂梅对于“叙事”的重视。卢卡契曾说:“只有借助于情节,一个人物形象的真正富有人性的、个别的、典型的种种特征才能变得生动起来,而对主题进行空泛描写的表现方式的单调性,却没有任何可能来塑造已成型的个别的人。”小说“情节的缺乏,使得人物变成了苍白的图式。因为人物只有在我们共同体验了他们的行为之后,才能获得一个真实的面貌,获得具有真正人性的轮廓。无论对他们的内心生活进行多少心理学上的描写,还是对一般情况进行多少社会学上的描写,都不能取代这种个性情节。”【3】在我看来,在我们这个被本雅明称为“故事的没落”的时代,姚鄂梅以她精彩的故事让我们超越了对一个给定文本的理解,鼓起勇气去思考和直面存在于人性本体的无法解开的困惑。

   

注释:

 

【1】陈劲松:《人情冷漠与人性缺失下的都市生存图景——评姚鄂梅中篇小说〈你们〉》,《新华副刊》,2011年8月11日。

 

【2】同上。

 

【3】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一卷),刘半九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0-81页。

     


上海作家协会版权所有 沪ICP备13009802号-1
电子邮件:shanghaizuojia@126.com 联系电话:021-54047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