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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谈文学的时候谈什么————记我们的老师张新颖

2014年08月11日17:13 来源:豆瓣 关联作家:张新颖 点击:

文/Vanessa

写这篇文章前,我特地和几位同学聊了一下张老师,没想到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细节:张老师每次上课前,都会将讲台右边的垃圾桶踢到角落,站定在之前放垃圾桶的地方,上身轻轻一侧,和讲台一起支出一个似靠非靠的微妙角度。如时间尚早,他便悠游地拈起一册书,独自看,铃一响,再自顾自讲起。除非万不得已要板书,这造型绝不会变。

这造型有多潇洒自在我说不清楚,文人的潇洒很难说,一说就不自在。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张老师说过,有时候,无关紧要的细节也会透露关键信息。这话的来历我记得,一位08级的同学汇报自己读沈从文的心得,提到张老师,却说成沈老师,沈从文的沈,如此好几遍,最后自己都羞,索性不改,一直沈老师沈老师说下去,大家便咯咯地笑,笑得最灿烂的就是沈老师,不,是张老师。张老师后来的点评,我几乎全忘,唯有那句“无关紧要的细节也会透露关键的信息”印在脑海。
绕了这么多弯子,其实是想说,张老师在我们面前不是一个动作很多的人,确切地说是很少,以至于这么微小的细节都被大家记下来。

还有一次,他在西主楼一间小小的会议室给我们做讲座,讲《关于罗丹:熊秉明日记择抄》。他最开始只谈熊秉明、罗丹,念一段书,讲一段,念的比较多,讲的比较少,讲也讲得克制,语调上的克制。后来大约是放松了,他又讲到王道乾、杜拉斯,再后来略略激动了一下,好像提了王小波的名字,嗓子有点哑。最后,他问我们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我们在台下半凝滞地思考兼犹豫,他一个人在讲台上拧起同学预备的矿泉水,拧了一小儿,没拧开,我们也没思考出什么来,他便将矿泉水瓶放下来,说,打不开,留在这儿了,然后微笑着点了点头,算是道别。

再还有一次,他讲沈从文的《湘行书简》,确切地说,是读。读的是题为《夜泊鸭窠围》的信。他这样读,“想起那些人的哀乐,我有点忧郁。因这曲子我还记得了我独自到锦州,住在一个旅馆中的情形,在那旅馆中我听到一个女人唱大鼓书,给赶骡车的客人过夜,唱了半夜。我一个人便躺在一个大炕上听窗外唱曲子的声音,同别人笑语声。这也是二哥!那时节你大概在暨南读书,每天早上还得起床来做晨操!命运真使人惘然。”读到这里,他便止住,而我们期待下文,于是静默,真是足够沉默整个宇宙的静默,可他只利索地合上书,台下顿时哇啦哇啦地响起来。十几岁的少年们不懂柔情,指望着张老师学志摩的腔调读后面那句“爱我,因为只有你使我能够快乐”。老师不读,我们便笑,老师毫无准备,便任我们笑。笑的间隙,我偷偷瞄了一眼讲台上的他,茫然,毫无情绪色彩的茫然,不知怎地,心里就有些悲。茫然与笑,只因为他不理解我们,而我们不理解沈从文。

以上都是细节。我不引用他那些学术专著中的精彩观点,不描述批评家和作家对他的赞赏,这些有专门的人为他做专门文章;我也不写有多少敏感的女学生在他讲沈从文冯至穆旦卞之琳时泪如雨下,那些沾染假意或真心的眼泪的书页,还是等当我们老了时再小心地读起吧。可除却这些,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写什么。我只能写细节,于是,一不小心,把张老师写成一个节制动作、力量,甚至情绪的人,一个“无能”的人。这么写,让我很担心,因为“无能”,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最恐惧的词,我们总希望自己有力,青春无敌。然而,张老师却说,“无能”是他的力量。

几年前,他做过一次题为“无能文学的力量”的发言,这标题也是他近期一本学术文章合集的名字。“无能的力量”是从崔健那儿借来的,只听过张老师讲沈从文或新诗的同学很难将他的名字和崔健联系起来。其实多数文艺中年当年不只是文学青年而已,他们有其他的身份,比如张老师,另一个身份是摇滚青年。“我架子鼓打得不错”,这是他的原话,在提醒我们注意诗歌的节奏时,无意中说起。

我们还是回到那次发言,张老师说,他“期望与当代生活息息相通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体到个人,便是发挥“无能的力量”,“我们得清醒地意识到我们个人、文学的方式、学术研究的方式对理解和把握当代生活的无能、无力,同时我们也要积极而智慧地发现这种无能的力量,无能的力量是个不自哀自怜也不自我膨胀的说法,也是一个清醒的不放弃的说法。我想,带着适度的从容、不断的自我怀疑和焦虑,带着对当代生活的无能和无能的力量,生活于当代生活中,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知第一个喊出“无能的力量”的摇滚艺术家现在在干什么。我曾到过“怒放”现场,却没听到他的歌唱。我的身边只有一群几乎可以称得上父辈的人,他们随着节奏激动颤抖,好像回到了自己的黄金时代。我突然感觉失落,我们这一代,只听王菲,不听王靖雯,更别提窦唯,我们还没来得及用细小的嗓子歌唱和呐喊,世界已经开始喧哗浮夸。于是,向一个“无能”的老师学习“力量”,变成一件很迫切很重要的事,也是一件看似容易实践却难的事。

私下里,张老师说,“写作是件很困难的事,你要想清楚”。这是语重心长的经验之谈,可我除了没心没肺之外更致命的缺点是浑身是胆,越是阻挠越是用力,等到精疲力竭才承认,很多东西的确是在能力之外。但事情终究是要做的,精疲力竭也要做,否则要青春做什么。于是,张老师又说,“当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人在干什么的时候,这个人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的意思是,重要的甚至不是做什么,而是要明白自己要做什么和在做什么,一旦自己明白了,别人明不明白也就无所谓了。他常常提到里尔克和冯至的十年沉默期。他深知,这个朝生夕死的时代,沉默比发声更需要勇气,沉默就是“无能”的一种。然而,这就是我们与他的差异所在。我们没办法接受自己的无能,越喧哗越浮夸,越浮夸越喧哗,直到最后不仅无能还面目可憎。张老师不止一次对我们说“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长大的”,我想,他问的对象不仅是我们,也有现在的文学。

可就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长成现在这副模样。这个世界真的越来越疯狂,不如先让文学清净一小会。可如果不能和张老师谈文学,我们该谈什么呢?

张老师喜欢在课间,独自走到窗边,望向窗外的天空。我想那时候,他的世界肯定很静,静到只有他和他所钟爱的文学,乖乖地,不被打扰地,站在一起。也许有一天,沉默的他会站成一棵树。他不止一次对我们说,他爱树。

然而,对于我们,他的姿态是一首诗:

“你,
一会看我,
一会看云。
我觉得,
你看我时很远,
你看云时很近。”

阅读沈从文时,我曾看到过这么一个短语,“有情的文学”。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以研究者、批评者或者作家的身份亲近文学,但每个人都可以走进文学,以一种纯粹的、个人的、经验的、情感的方式,“无能”的背后是“有情”。可如今只有一群躁动的我们面对同样躁动的花花世界,我们看不到纯粹、没有了个人,甚至不曾经验真正的情感,这样的我们该如何亲近文学?也许只能无能一点,然后再无能一点。大概这样,有一天,我们会变得可爱些,世界也会变得可爱些,那么,可爱的张老师也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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