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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内:管仓库还是直播卖面膜,你我都是江湖儿女

2020年06月11日14:51 来源:钱江晚报 关联作家:路内 点击:

“武汉最艰难的时候,我反正也写不了什么小说,不出门,就在网上趴着看各种消息。我中年了,心理上比过去脆弱,看见很惨的事情会难过。最近一阵子,灾情控制得不错。我看大方向总还是乐观的,只是一些具体的案例会过不去,每个人都是人,不是别的。我现在已经关注世界局势了,开个玩笑。上个月还是中国的事,现在扩展成全球,变成了金融危机,各行各业的具体困难。对写作者来说,情况会好很多,他反正也不出门嘛。”

因新冠肺炎疫情宅在家中多日的上海作家路内,“反正也不出门”。

新书《雾行者》所有的签售都取消了,他说这样也挺好,犯不着为了一本书在室内聚众。但他希望书店能早点开张,现在也高兴地看到全国的书店正陆陆续续开张中。

“他们让我去做在线直播,我还挺犹豫的,万一我真的很带货,可能会去卖面膜,那就改行了。”路内说话,还是那么路内。

从8年前以《云中人》得新人奖,到2年前以《慈悲》得春风悦读盛典白金奖得主,这不知是钱江晚报对路内的第几次访谈了。

因为每一两年,路内就能端出新作。期间,他不仅写作,也忙着拍电影。

《慈悲》出版2年之后,路内又拿出了一部厚厚的长篇小说《雾行者》。小说写了5年,47万字。

正如他的小说主人公“路小路”,一直在成长,一直在奔跑,一直在改变。

当路内将他曾亲手经历过的一整个江湖端到文学的江湖,又将是一番怎样阔大的气象?

像一场雾漫开,像一场风刮过,像一场雪覆盖,像一粒灰落在眼角,都是时代在人间的痕迹。

看《雾行者》整个小说的五个章节,就像一个莫比乌斯环,分岔、折叠、回旋,却似乎仍在原地打转。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们,他们在庞杂的中国大地上行走,在荆棘丛林与大雾中艰难穿行,看不到尽头。

他们突围了吗?路内给出一个开放式结局。这是希望吗,或许每一位读者自有答案。

作家记录时代,思考时代,作家希望自己的笔,是有力量的。路内的“雾行者”们,还一直在行走之中,走在当下中国的现代图景中。“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雾行者》写到了2003年的SARS疫情,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尝未宣布终结,曙光在望之际,钱江晚报记者与作家路内进行了对话——

【WHEN  1998-2008年的中国十年,从底层江湖到文学江湖】

钱江晚报:《雾行者》中明确标注了1998-2008年的中国十年,自从您开始写小说后,这个十年是否是你一直在关注,反复在书写的,为什么呢?

路内:这是第一次写到2008年,感觉自己的长篇小说终于把时针拨过去一格了。这本小说也是多年前就想写,一直没时间,在写别的,拖到2014年开始动笔。时间过去久了,“当下感”消失了,变成了昨日的故事。我也在犹豫,还有一些相同年代的小说,是不是要动笔去写。我写长篇的平均速度比过去慢了,如果动笔又会是三五年。

前阵子我在微博上看70后、80后怼现在的中二青少年,对错不论,前者能拿出来炫耀的主要是当时相对宽松的互联网、流行文化、个人价值观,不过他们没提房价,那是一代人的主题,当年简直天天要谈。还挺有说服力的,那确实是在革命话语和金元话语交错之间的年代,也是我二三十岁的年纪,比较有驱动力,不太容易庸俗化。这样的小说会比较好看。

我关注时代的变化,人在其中获得的意义。这个解释太大路了,有是肯定有的,但能驱动我去写的,总还有一些别的因素,比如个人经验,比如这小说本身是否有趣,语言和文本上是否能再拓展一点。

总之就是一言难尽,讲不清为什么要反复书写,不是特别有目的性。每一本书都权当是最后一本吧。

钱江晚报:《雾中行》又给路内式的90年代中国大图景,添上了浓重的一大笔,你似乎对90年代的书写兴趣一直很高?

路内:有意义和无意义的事情都挺多的,比如下岗,第一代白领,第一代打工青年,台企,流行文化,出国热。那时候任意一个区间都能独立成文,用一个生造的词,“时代文本”的特色很容易成立。现在比较难办,每一个小问题都牵涉到总体的问题,个人的选择变得不再重要,是时代和环境在选择人。对现实题材的小说来讲,不太好写。

我是挺爱写90年代的,但是时间感受在变化。写《少年巴比伦》是2006年,故事是十多年前的。现在再看它,已经变成二十五年前了。尽管一再书写,但它确实在渐渐离我远去。如今让我再在小说里解释什么是“倒三班”,什么是“脱产”,我可能会缺乏耐心。那本小说里留下的东西,其实是关于一个小青年的自我教育,这部分好像还不错。

时代会抛下大部分小说,以及小说中的大部分人。这十几年来,我可能真的写多了(还有人说我写少了,不如其他作家勤奋),反复书写其实是一种尝试,每一本小说开手之初的预判都是很脆弱的,有点像自我欺骗。但这种尝试,经过抛弃和遗忘,也许会留下一点什么。

钱江晚报:从1998年到2008年,也可以说是文学从开始衰落走向更加衰落的时代。文学也正从“中心”走向“边缘”,与小说中的种种边缘人物有了呼应,这是否构成了你在这部小说中交叉了“江湖儿女”和”文学青年“两重时空的合理性?

路内:其实也还好,回到当时来看,大家不免有颓丧情绪,但也有热忱的地方。比如办民刊,互联网上的BBS,都很活跃。我不太了解当时的“中心”,感觉就是很多文学期刊自负盈亏,活得很艰难。这是体制决定的。但也要看到当时的出版制度有过一次改革,出书变得容易了,市场对青年作家也很友好。文学还是依靠市场的吧,不能一概而论说严肃得卖不动的才是好的。所以我想,这种边缘化,可能是一个“多中心”的起点。

这小说里写到的打工青年和文学青年之间的交集,我是出版以后才发现,这个问题被质疑了,有人认为不合理。现在互联网都是匿名的,我也不知道这些质疑者是谁,有多大年龄。实际上,90年代的第一批打工青年,从他们的家乡来到沿海开发区,这些人大多都是同侪之中的佼佼者,受过一点教育,有冒险精神。如果他们个个好吃懒做,没有文化,企业怎么可能雇佣?他们之中当然有文学青年,没有太大的阶层差异。反过来说,当年那批文学青年,倒是潦倒落魄,匪气十足。我在解释这个问题时候就想:是我写得不真实吗,还是压根就因为时间过去的太久,我们已经解释不清了?

去落实这类问题,显得很不聪明。我知道你讲的是一种文本的合理性,但我偏偏绕到了事实的可能性。这也是没办法,最近几年,我们的思考方式总是围绕事实,而不是围绕审美。我这阵子在看美剧《杀死伊芙》,那故事挺好的,审美的合理性先于事实的可能性。

钱江晚报:这部小说,似乎巧合了新冠病毒肺炎“抗疫”时期与小说中多次提到了SARS抗疫时期的中国,也贴合当下的我们的心境,当时创作时为什么会将SARS肆虐的2003年作为比较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呢?

路内:小说确实是提到了SARS事件,但没具体写。这本书因为多线情节,社会事件会构成一个节拍器,也写到了美国“911”事件,写到1998年夏天的洪灾。这种大事件会让人突然觉醒一下,那个缓慢的不真实自我被事件重塑,也算是现代和后现代的叙事。在小说里,这些灾异都发生在远方,而近处的灾异是有人拿着假身份证骗走了主人公仓库里的货。仓管员会活不下去。我想这种双重的觉醒,写出来会比较有意思吧。

钱江晚报:现在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还没彻底终结,但光明已在眼前,您个人这段时间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有没有影响到您的写作或文化活动上的事情?心情如何?

路内:武汉最艰难的时候,我反正也写不了什么小说,不出门,就在网上趴着看各种消息。我中年了,心理上比过去脆弱,看见很惨的事情会难过。最近一阵子,灾情控制得不错。我看大方向总还是乐观的,只是一些具体的案例会过不去,每个人都是人,不是别的。我现在已经关注世界局势了,开个玩笑。上个月还是中国的事,现在扩展成全球,变成了金融危机,各行各业的具体困难。对写作者来说,情况会好很多,他反正也不出门嘛。我所有的签售都取消了,这样也挺好,犯不着为了一本书在室内聚众。希望书店早点开张。他们让我去做在线直播,我还挺犹豫的,万一我真的很带货,可能会去卖面膜,那就改行了。


【WHERE 铁井镇、傻子镇、重庆、西藏构成的“路内中国地图”,画上了什么】

钱江晚报:小说中,铁井镇的原型是哪个镇?

路内:有一部分是甪直。

钱江晚报:是吗?倒是没想到,甪直属于江苏省,印象中甪直是江南古镇中比较小的,没有西塘乌镇那么大,也没有那么大的名气,至于开发区不知啥样?

路内:甪直离浙江也很近,过去不远就是嘉兴了。当时江南一带到处都是开发区。

钱江晚报:《雾中行》中一个重要的地点是仓库,重要角色是仓库管理员,这也是以前的文学作品中很少见的,因而读者有新鲜感。就是在你这前,没有人会觉得仓库员可以堂而皇之进入大长篇的主体,但一写,感觉开辟个全新领域,没人写过。

路内:我接触过第一代打工青年,很了解他们的生活。这个职业,有人问我是白领还是蓝领呢,我认为算是略高级的蓝领。其实底层白领与蓝领也没啥区别。能称之为“领”的,都是正经企业。怎么说呢,他们是谋生,但客观上对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不能纵向比较,把他们和精英分子比,没有这种比法的。如果横向看,当时中国的产业工人和全世界相比,是有竞争力的。中国人总体很忠诚,受纪律约束。

钱江晚报:你已经以《少年巴比伦》触过“电”了,很好奇的是如果拍电影仓库戏会在哪里拍?

路内:类似的仓库,中转库区,中国到处都是。总仓么找个瓷砖厂就行了,都差不多的。现代企业讲究标准化,电影取景不难。

钱江晚报:知道你有段时间,被“拍电影”这件事折磨得不行,这次还有心“触电”吗?

路内:《雾中行》已经有一个朋友的公司想要,但是眼下这个现状,大家都停工快2个月了,等待复工中。这个小说我不会去主动影视化。拍电影这件事太累了,我还是写写小说算了。

钱江晚报:你怎么能写出这样主角是仓库管理员的近50万字小说,你自己有过仓库工作的经历吗?

路内:我当过仓管员啊。90年代末在一家台资企业,那厂里就没几个本地人,五湖四海的小青年。看仓库并不是守在一个地方不动,经常押货,坐着大卡车上公路。那个年代还没有高速,我跑一趟浙江永康,开了十几个小时。我二十岁的时候有晕车病,那次跑下来,基本上把晕车病给治好了。到了永康,那地方的特产是保温杯和雨伞,我记得自己买了把龙泉剑,背在身上回公司,到厂门口保安不让我进去,说我带凶器了。就这样跑东跑西,还挺好玩的。后来被派驻到了重庆,去调查仓库失窃案。别的仓管员不行,都农村小孩,跟警方打交道不容易引起重视。我去了就要求立案嘛,其实也没什么用,但立案总是一个程序,说明不是前任仓管员监守自盗。

这些事在经历的时候,觉得挺乏味的。心想自己混得真差啊,几个读过大学的朋友都在甲A级写字楼里做白领了,我也有一张野鸡大专的文凭,我怎么就跑货运了呢。二十年后回忆起来,先是暗暗吃惊,原来已经过去二十年了,然后会想,要是做了白领,大概就写不出什么小说了。我后来还是去了广告公司上班,我感觉那些事情真没啥可写的。

钱江晚报:我关注到小说中有个特别的地点“傻子镇”,整个傻子镇的戏又悲伤又荒诞,主人公端木去几进几出,他的姐姐也死在了那里,你写“傻子镇”一定有什么目的吧?“傻子镇”代表了乡村社会中的那愚昧晦暗的部分吗?

路内:那部分写的是安徽的小镇,挺魔幻的。其实小镇和乡村还是有一点差别的,中国人非常清楚这里的层级差异。我这么写它,更像是出于文本需求,而不是反映现实的需求。端木云这个人物,本身也是个青年作家,他幻想自己来自一个荒凉星球,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农村社会。这其实是人的心理投射,一种美化。可是,人总还是逃不脱具体事物的纠缠。我想写一个人怎么从心理和事实的双重纠缠中走出来。可以有很多方法,有些人靠世俗的奋斗,有些人靠自我觉醒。

钱江晚报:小说最后,写端木云去西藏,西藏作为文学的远方,似乎被写俗套了,我奇怪你知道明明这么写很冒险,为什么还要让小说两大主人公之一的端木云去西藏作为尾声呢?

路内:但你看,我没有写任何西藏的风景。只写了一句,远方山峦起伏,极为雄壮。这段情节很特殊,是纪录片导演小川让端木云帮忙出主意,到底是去拍癌症村,还是去拍喜马拉雅。端木云无可无不可。最后是去了西藏。也就是说,这个小说的结尾并不是端木云选的,也不是我选的,而是听从了小川。他不是去玩,是去工作。如果他选的是癌症村,那么一切又将有所不同。癌症村不是文学的远方,是文学的“当下”,但他们确实就这样去了远方。也没什么大错。

在小说的最后部分,端木云想到的是,喜马拉雅山脉几千座山峰的名字,你可曾知道他们真正的意义。这是他要回答的问题,也是我们这种擅长修辞的人要回答的,是严肃问题,不是文艺矫情。

我知道西藏有点俗套,但不知道它已经被俗套成这样,有些人一看到西藏就慌了。我对中国当下的文学确实有点陌生了。前阵子我跟朋友说,要写一个关于花花公子的小说,他立刻告诫我:这很容易得罪女性啊。我就特别乐,当小说家也挺苦闷的,要预先知道各种“正确”的事,主旋律可以不懂,无论如何都要去看看自媒体的态度。然后你发现,它们喜欢评价各种胡编乱造的家庭伦理电视剧,那你的观念最后是被电视剧的道德左右了,久而久之,你就去写电视剧吧。

钱江晚报:小说里重庆是个蛮重要的地点,多个场景里提到,跟现在的网红城市重庆有关系吗?

路内:我在重庆待过一阵子,是1998年,那个年代的气息和现在还是不太一样。二十年后我又去了一次,街上的棒棒明显少了,街道整饬,很安全。对人民生活来说,这当然最好不过,但写故事就不那么有力量感了。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的是一种特异的城市氛围,一个游荡者的目光,较少展开写重庆的生活。我想这样的写法更适合些,把一种不常见到的诗意感受从具体生活中提取出来,包括写到浙江的公路,也是这样。

钱江晚报:书中的铁井镇或傻子镇,好像随时都可能变幻成另一张面孔,变幻成卡夫卡的那座寓言“城堡”,铁井镇 和傻子镇,是否承担了《雾行者》中的寓言功能?

路内:有这个功效,但还是不要具体解释了。像卡夫卡,也不是儿童寓言。《雾行者》里面有一部分是中国社会的寓言,怎么说呢,这个社会就在我们身边,要解释它也很容易,很直观。但小说是否一定要直观,还是说可以绕过去,将它放在另一个视角下书写。这其实是马尔克斯那一代作家就在践行的。

【WHO 当江湖儿女遇上文学青年,会擦出何种火花】

钱江晚报:在《雾行者》中,形形色色的人们还不太老,哪怕穷途末路也还有亡命天涯的力气,他们一会儿聚合,一会儿离散,像聚拢或被时代的大风吹散的雾气,他们卑微,如草芥如蝼蚁,他们都有一个身份:边缘人,您现在对边缘人的书写特别感兴趣?相比之前的主人公为工厂人物的小说系列,似乎又拐了向了?小说中,您给他们的一个词是“江湖儿女”?

路内:不一定是边缘人,更可能是那代人的主流。这个话语被时代改变了,或者说,某些人自以为是精英分子,他可以在家收快递了,他把快递员当边缘人。他不知道中国的货运司机有上千万人。讲这个我觉得浙江人最明白了,大家都是从跑江湖开始的,我也是。这种江湖感,当然不够精英,但便于中国人理解问题,其实是一种生存策略。

这本长篇写的就是这些人,也不能说拐向,就是一本一本地让我写完。我已经被喊过好几次“转型”了,如果一本书没“转型”,又会被喊成是“重复自我”。我很诚恳地说,让我一个个写完,往后还有三本长篇要写,耗掉十年时间,真的老了写不动了,也就算了。

钱江晚报:端木的姐姐这个人物特别好,三言两语,看到姐姐其实很有想法的一个人,有文学基因,你写这个人物时也特别有感情。端木的姐姐和后来出现的海燕,就像一对镜像?寄托了写作者的悲悯,也给予了希望和出口?

路内:对的。然后你看小说最后,端木云望着从大山里走出来的海燕的样子,海燕像一个镜像,看到了他姐姐。但是我一向不大敢用“悲悯”这个词,我有点伤感情绪而已。

钱江晚报:小说中两大主人公端木云和周劭也互为镜像,两个人都当仓库管理员,都爱好过文学,都上过普通大学,但家庭非常不同,一个农村出身,一个是大上海都市青年,命运却殊途同归,最后,他们似乎都想到了“远方”。你在设计这一对“弟兄”时,考虑过他们之间巨大的城乡差异吗?作为“江湖儿女”,你认为他们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命运吗?

路内: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青年,内心都很善良。这小说表面看很丧,其实是两个热忱的人,幽默的人。只有境界很低的人才会讨论出身吧。但端木云确实,作为一个写作者,他对自己的出身有所怀疑。农村出来的文艺青年,写小说狠是够狠,往往也很土。但这问题不是世俗问题,而是写作心理上的驱动力。

说句形而下的话,周劭是工人子弟,端木云是农民子弟,我的意思你懂。他们的命运也未尝不好,但这是小说以外的话了。

钱江晚报:这个小说人物众多,我有个问题,就是小说中行走的这些江湖儿女,前前后后的各地的外仓管理员,是否有同质化倾向?我是说主要人物都很鲜明,次要人物很多,读到最后,感觉是一种人,或者说同一类人?

路内:确实有人提到过。我的看法是,小说是一个“总体修辞”,写法为文本服务。这里牵涉到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差异,一般按照福斯特的理论,次要人物都应该是“扁平人物”,就是那种很生动但没什么深度的。但是《雾行者》不一样,端木云和周劭(一个要破案,一个要写素材)始终想“劈”开那种生动,很多陌生人都是假人啊,生动对主人公来说没意义,他们在不断踅摸对方的心理驱力。

这也是一种现实。在生活中,你看到一个生动的陌生人,你并不会立即信任他的生动或沉默。你会说这家伙很装,矫情,白莲花,假清纯。《雾行者》取的就是这么一种写法,它不想走福斯特的常规方案。这里面有一点影视艺术的审美,你看,在电视剧里,所有演员都是生动的,台词都是巨量的,但在艺术电影里,生动不再是必须的,因为电影屏幕太大,生动可能会变成别扭。演员的电影脸太重要了,章子怡天生就能被观众记住、区分,马云也是。而在小说里,这种视觉感是没有的,但《雾行者》并不应该就此臣服于浅薄的“生动”。你看我连人物的外貌都没写。

我这个解释可能是多余的,很乏味,像小说课题了。简而言之,不同的小说有它自属的镜头和审美方案。我的建议是读慢点,小说里人物对话的语气不尽相同,语感挺复杂的。如果不是这次疫情,我可能会被编辑诱惑着去录一个完整的有声版。此前录过一些片段,他们说:哦,原来这句话是应该用这种语气来讲的。因为我写过一些电影剧本,我知道很普通的一句话,可以有不同的语调来呈现意义。相反,看似很有意义的一句话,真的讲出来很可能是反讽的。生活中其实也这样。

钱江晚报:你怎么定义“江湖儿女”的?接下来,你还会把“江湖儿女”的故事一路挖下去吗?

路内:我开写这本书的时候,贾导的《江湖儿女》还没上映,因此算是一种巧合吧。这是一句行话,其实没有意义,只能是我们用来自我解嘲。它也可以是一种身份认同,强行拼凑的共同体,但很脆弱,不是用以谋求成功的,更像告别前的一点预支的怀念。我大概不会再写这样的小说了,就这一本吧。


【WHAT 江湖儿女和局外人,不同的身份烙印?】

钱江晚报:您利用“文学”这个道具,在《雾行者》中又套了好几部小说,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小说中的小说”,是主人公端木云惟一出自版的短篇小说集《逆戟鲸那时还年轻》,还有其他好几个类科幻题材的小说,是书中相关人物所写,这种“戏中戏”的结构比较先锋,构架上是否受到当下一些电影、戏剧还有《2666》等一些结构主义文本的影响?

路内:肯定有。其实我偏爱写结构松散的长篇小说,自成体系,故事漂亮,具有古典或是现代的诗意。那当然体现一个作家的塑形能力。偏先锋一些的,我也会写,年轻时候比较迷恋。《雾行者》不算很先锋,大体都还读得懂。它的主要难点是对一个“非线性长篇故事”的控制力,包括最后一章,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SOLO,节奏在哪里,变奏在哪里,这些问题比较考验手感。

钱江晚报:这些“小说中的小说”作为书中主要人物命运的延伸、暗喻或寓言等等,读透这些“戏中戏”文字,才能解开路内给读者设置的“达芬奇密码”,您写的时候,是否担心读者会不会有阅读障碍?会不会有人抱怨烧脑?

路内:要像看国产电视剧一样轻松,那肯定不行。读者感受也是千奇百怪,不用太在意。有些读者愿意看复杂一点的故事,有些愿意看复杂的语言。好的文学教育,其实就是能适应不同级别的文本,形式简单的文本也有很好的,但它的内在审美不可能是简单的。

我本人也有点阅读障碍,《尤利西斯》至今没读完,但这并不能让我下结论说这本书很差。有一次和洛之秋聊,他说《雾行者》有一部分地方过载了,写重了。我说我的意思,就是想看看,在这个故事框架和结构之下,小说的承重能力到底有多大。它可以过载,但不要崩盘。如果简化地来写,瞎涂几笔,我也能写得不错,如果分割成两三个小长篇的话,你懂的,还能多点收入。“简化”很容易体现一个作家的胸有成竹,再加上一点生动,像写作文一样嘛。大家都知道行活是什么意思。

钱江晚报:我们在《雾行者》中,看到您写了许多的“异度空间”:暴雪、酷热、非典疫情、后现代荒诞意味的巨大仓库、还有跟人祭有关的凶庙,是为了渲染江湖险恶的氛围吗?或者说,这些“异度空间”,是为了给极端环境中的人性以最大展示的可能?

路内:这些事物像个梦,也真实存在。我的家乡苏州,城西有一座上方山,在古代就是某种邪教的总坛。但我们小时候不知道,只知道借阴债在上方山。长大后看资料才知道是这么回事。这种极其凶暴的、难解释的事物,鲁迅的小说里就有,他写得非常好,极具文学天赋(当然他也能写很温和的散文)。这种展示,实在是小说的常规手法。

钱江晚报:这些江湖边缘人的共同特点是都拥有假证,如今回忆第一代身份证时的那个假证很容易的时期,很挺带感的。“假人”,这个有特指的词是您发明的吗?

路内:当年在企业里,大家就这么喊,假人。还不是指他办了一张假证以备急用,而是某人的身份从头到脚都是假的。这种人挺危险的,你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他身上的戏剧化已经远远高于生活了。我当年遇到过一个叉车司机,他跟我说自己是捅伤了人逃出来的,身份是假的,非常得意。我搞不清他是吹嘘呢还是真的,好像也没有义务把他举报给警方,就是防着点吧。过后,这人就消失了。说句题外话,这次疫情,因为联网普查,一些犯案在逃多年的假人落网了。这也很戏剧化。

钱江晚报:可否对比一下路内的“江湖儿女”和加缪的“局外人”,他们有共同点吗?

路内:哈哈,如果我是个法国作家,我愿意和加缪比来比去。


【WHY 路内写了一部中国版的《2666》吗】

钱江晚报:从《慈悲》到《雾中行》,好像忽然从极简的尝试,走向了一个繁复的反面了,可以说《雾中行》的风格和《慈悲》非常不同?

路内:还是文本需求吧,我估算好了要这么写,或那么写。就这点来说,写小说和各行各业没太大差别。差异是:小说没有一种具体的行业化标准,只有风格,没有符合标准的好(如果有,一定是写坏了)。作家会遭遇一个比较麻烦的事,叫做“代表作”,用来概述他是写哪种题材的,他是怎么写的。代表作的影响力大,读者总是较多些。作家的反应也不一样,有人是以代表作为骄傲的,有的则比较杠,要写出不一样的作品才罢休。

钱江晚报:这几年,你观察中国当下的文学发生的变化吗?

路内:具体来说,50和60年代出生的好作家,渐渐不写小说了,结构序列发生了一点变化。文学期刊比从前强势,因为国家富了,能资助刊物。原创文学的出版则有点萎缩,尤其这次疫情之后,还不知道怎样。互联网和影视业在影响文学写作,主要是对青年作家吧。我喜欢看的那种戏谑的、解构的小说,越来越少(比如《许三观卖血记》和《黄金时代》),建构的欲望很强(依赖或形成某种权威之物),这个和时代风气有关。

我不太好评判同年龄段的作家,环境比较艰难。我也觉得很多事情被磨损了,就没法写了。只能说,我试试看再写几本吧。我落笔写东西有点挑剔,气味不对立刻写不下去。

钱江晚报:你说的“气味”具体是指什么呢?

路内:写长篇就是这样的,短篇可以瞎碰碰运气,长篇不行,小说会告诉作者,你错了。长篇的写作过程中,有一个隐形的对手,但你可千万别把它具象出来。一旦具象,它就变成你自己了,而不是对手。

钱江晚报:你个人的经历在作家中也是挺传奇的,有过那么多的社会经历,很多的角色转换。你手中可以写的素材是个富矿啊。

路内:我经历不算丰富的,就是在一个变化很快的年代里,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我父亲是个普通的工程师,我没念过正经的大学,老老实实进工厂做学徒,后来辞职到处跑,在改开深化的年代凭着一点小聪明去做了广告业,然后写写小说,现在成了职业作家。就这样,每一个转换的环节都还顺理成章,没有任何反社会的成分,几乎是同代人的标版。我认识几个坐牢朋友,那是经历丰富的。要是他们都去写小说的话,大概也会很好看。

钱江晚报:我注意到有评论拿《雾行者》与波拉尼奥的《2666》作比,我也有读《2666》的那种感觉,感觉你是在一本书里交叉着写两本书?

路内:对的,就是交叉两本一起写。如果分成两本,一本小说里全是底层语言,另一本全是文学语言,这样的小说都会非常难看。单从技术上说,纸面上似乎是成立的,实际会非常难看。

钱江晚报:小说里一会儿底层语境,一会儿文青语境,这种交叉是非常多。有一个问题,要不要这么多人小说中的江湖儿女都是热爱文学的,就现实而言好像比例高了点?

路内:小说跨度十年,最后一章是端木云自述。他当然经历过很多事,但他只想在这部分里讲文青。这就是《雾行者》的逻辑。小说最后结尾有一次巨大的消解,注意到了吗?他们都认为,海燕才是那个能到达文学的人。尽管她只读过小学,没有一种文青的共识,但端木云说,我相信你有着最高文学天赋。这里很玄,也是一种中国文学的比喻。

钱江晚报:这个人物以底层为主,主角为仓库管理员的小说,为什么那么汪洋恣肆地有很多章节在谈论文学呢?饭店谈,货车上谈,火车上谈,路上谈?

路内:实际上他们谈的不是文学,而是他们理解中的文学,很多想法是偏颇的。我并不想在小说里大谈文学理论、西方正典,我只想写一个当时的、在场的“文学”,它更指向“写作行为”。你会发现,种种外在的理念,会反过来影响人的心理,就像那代人到外企工作,他接受的是一种新的价值观。而这代年轻人需要几个亿的投资来创业,钱在改变他们的自我认知,他们不仅谈钱,也谈这个框架之下的一切变化。写作,也曾经改变过某些人的自我。

在相对贫乏的年代里,文学比较容易开启人的心智。这个小说写的就是贫乏年代的尾声,与一个富足年代交替之际。他们谈论的写作,说实话,有着双重解释。作为理想来说,挺纯真的。作为文学青年的现实来说,和当下的年轻人谈创业也没什么区别,并没有更高洁。很多年轻人创业也失败了,我并不觉得他们蠢,人生都是这么过来的。在青年时代,对于你所执着的事物,去谈论和践行,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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