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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颖:沈从文与20世纪中国

2014年07月21日23:23 来源:《文景》杂志 作者:张新颖 点击:

(载2012年12月《文景》,纪念沈从文诞辰110周年)

    我想一开始就说明我的意图。大家可能注意到了题目中的“与”这个字,它是一个表示关系的连接词:我想用沈从文的例子,把这个关系突出出来,变成一个问题,进入我们的意识,进而我们能够注意、能够思考、能够讨论这样的问题。一个人和他身处的时代、社会构成什么样的关系,本来应该是有自觉意识的,可是现代以来的中国,也许是时代和社会的力量太强大了,个人与它相比简直太不相称,悬殊之别,要构成有意义的关系,确实困难重重。这样一种长久的困难压抑了建立关系的自觉意识,进而把这个问题掩盖了起来——如果还没有取消的话。不过总会有那么一些个人,以他们的生活和生命,坚持提醒我们这个问题的存在。

  这样说听起来多少有点抽象,我还是进入到这个题目的具体情形中来。

  一、有来路,才有自我

  沈从文是大家都熟悉的名字,我们学现代文学,总要讲到他这个人和他的作品,可是,我们到底对他熟悉到什么程度?我们熟悉他的什么?沈从文生前,总是有感到不被理解的痛苦,1930年代创作高峰时期美誉加身的时候,他就有这种强烈的感受,更不要说在后来遭遇挫折和磨难的漫长人生路途当中了。1961年,沈从文在一篇没有完稿的文章的开头,写下了这样两句话:“照我思索,能理解‘我’。/ 照我思索,可认识‘人’。”(《抽象的抒情》) 沈从文身后,这两句话分四行,刻在一块大石头上,立在凤凰沈从文墓地。这话里当然有不被理解的郁闷,更表达了渴望理解的心情,而且,给出了理解的途径和方法。

  那么,“照我思索”的“我”是怎么回事?显然这是一个关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这一连串伴随着人的自我意识而生的古老追问,到现在似乎已经变成了陈腔滥调。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这样的问题如果脱离具体的生命情境来抽象地讨论,都可能是茫然无效的。

  在20世纪中国,有一种典型的——因为普遍而显得典型——关于自我的叙述,就是在生命经验的过程中,猝然遭遇到某种转折性的震惊时刻,因而“觉醒”。这种“觉醒”是“现代”的“觉醒”,因为造成“觉醒”的力量,直接或间接地来自现代思想和现代理论。它可能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也可能是自由、民主、平等的观念,还可能是科学主义、公理论、进化论,当然还有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后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等。“觉醒”的意思是说,以前浑浑噩噩,糊里糊涂,蒙昧混沌不成型,“觉醒”之后恍然大悟,焕然新生。以“觉醒”为界限,以前的“我”不是“真正”的“我”,现在的“我”才是“真正”的“我”;甚至说,以前根本就不知道有“我”,现在才感觉到“我”的存在。这种类型的叙述很多,已经成为一种经典模式,不仅在文学创作里经常读到,在作家的自叙性文字里也屡见不鲜。如果我们把眼光从文学领域扩展开去,很容易就会发现,这不单单是一种文学模式,同时是更为广阔的现代文化和现代社会的一种叙述模式。

  当然,这没有什么奇怪。个人的震惊性经验是和古老中国的“觉醒”共振而生的,社会的现代转型和个人的现代塑形互为因果,互相呼应。从单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个现代的“我”似乎主要是由现代思想和现代理论所促生和塑造的,它的根源不在生命本身,而是外来的力量。它的确立是断裂式的,否定了“觉醒”之前的阶段才有了“新我”,因而它是没有自身的历史的。

  这种断裂式的“觉醒”没有发生在沈从文身上。他的“我”,不是抛弃“旧我”新生的“新我”,而是以往所有的生命经验一点儿一点儿积累,一点儿一点儿扩大,一点儿一点儿化合而来的,到了一定程度,就可以确立起来。这样确立起来的自我,有根源,有历史。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看《从文自传》,我们就会发现这本书不仅有趣,而且或显或隐地包含了理解沈从文这个人和他全部作品的基本信息。

  这部自传是1932年暑假在青岛大学用三个星期写成的,你可以想象那种一气呵成的状态。这一年沈从文三十岁,已经闯荡文坛十年,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赢得了一定的声名,但是最好的作品还没有出来。我们不妨提出这样的疑惑:为什么这么早就急着写自传?除去有人约稿等外在因素,他写这部作品的个人内部冲动是什么?

  《自传》从生长的地方写起,那个小山城如今以风景秀美著称于世,沈从文起笔写的却是它暴政血腥的起点和历史:它本就是为镇压边苗叛乱而建。从逃学的顽童到部队里的小兵,成长过程中种种平常人难以想象的经历,慢慢地“教育”出一个逐渐成形、不断充实、层层扩展的生命。这种“教育”,来自三个方面:自然、人事和历史文化(沈从文称为“人类智慧的光辉”),天地人文交融浑成,共同滋养出一个结实的生命。“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是怎么来的?生命的来路历历在目。《自传》写到二十一岁离开湘西闯进北京即戛然而止,自我的形象已经清晰地确立起来了。

  不是说沈从文到北京的时候就有了这样明确的自我意识,而是说,在此后经过大约十年的多方摸索之后,至晚到写《从文自传》的时候,沈从文重新确认了这个自我。可以说,正是借助自传的写作,沈从文从过去的经验中重新确认了使自我区别于他人的特别因素,通过对纷繁经验的重新组织和叙述,这个自我的形成和特质就变得显豁和明朗起来。《自传》的写作,正是沿着自己生命的来路追索自我。《自传》的完成,就是对这个自我的确认的完成。过往的经验和历程之所以有意义,之所以要叙述和值得叙述,就是因为要靠这个过程才能把自我确立起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不同:断裂式的“觉醒”的“新我”是靠否定自己的历史来确立的,而沈从文的自我是通过肯定自己的历史来确立的。

  之所以要确立这样一个自我,对于一个年轻的写作者来说,是为已经可以触摸到的将来而准备的。此后,最能代表这个自我的作品就呼之欲出了。果然,《边城》和《湘行散记》接踵而来。

  《从文自传》是一部文学自传,但是今天回看沈从文的一生,如果仅仅把这本书的意义局限在文学,就可能把这本自传看“小”。对于更加漫长的人生来说,自我确立的意义不仅仅是文学上的;这个确立的自我,要去应对各种各样的挫折、苦难和挑战,要去经历多重的困惑、痛苦的毁灭和艰难的重生,而且要在生命的终结处,获得圆满。

  20世纪的中国动荡多变,每一个自我都不断面临着时代潮流波折起伏的考验。某个时期的某些思想和理论所催生和塑造出来的自我,如何应对思想、理论潮流的一变再变?特别是,如何应对时代现实的巨大转折?应对的依据在哪里?种种不断的考验,对沈从文这样的自我也同样严峻,他的本能反应始终是叩问和探究由自己生命的实感经验所形成的自我,从自我的历史中找到当下和将来的存在方式。

  不是说沈从文确立了自我,这个自我就固定住了,因为实感经验在时时增加,生命的来路在刻刻延长,新的问题层出不穷,也会激发出对自我新的询问和新的发现。譬如,1946年,针对说他“不懂‘现实’”的批评,沈从文写自叙长文《从现实学习》,回顾从事文学以来的种种人事和社会经验,心路蜿蜒清晰而伸至当前,同时也强烈地暗示出以后的命运。

  每到大的关口,沈从文都会习惯性地勘探自我的来路,以此帮助自己辨认出现在的位置,确定将来的走向。《从文自传》写在创作的巅峰状态即将出现的前夕,仿佛是对其最好作品的召唤;《从现实学习》于纷纷扰扰的争斗中强调个人在时代里切身的痛感,对自己的文学未来及早做出了悲剧性的预言。1949年,在至为剧烈的时代转折点上,在个人精神几近崩溃的边缘,沈从文又写了两篇自传——在完全孤立无援的时候,他唯一能求助的,就是那个自我。这两篇自传,一篇叫《一个人的自白》,一篇叫《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它们是一部大的自传中的两章,在沈从文计划中这两章之间还有八章。很多人没有读过这两篇自传,作者生前没有发表过,《沈从文全集》是根据手稿整理收入。我想,有心的读者通过这个非常时期的特殊写作,一定能够对沈从文其人其作产生更为深切的感受和更为贴近的理解。

  沈从文一生中的自传性文字不只上面提到的这些,长长短短还有很多。如果把不同时期的自传性文字对照起来读,会看到他这个自我的一脉相承的核心的东西,也会看到在不同的现实情形中、在个人的不同状态下的不同侧面和反应。

  二、人,没有装到新文学的框子里面

  我在复旦开一门“沈从文精读”课,开了很多年,每次讲的第一个作品,都是《从文自传》,明白了沈从文的自我的来历,明白了这个自我的不同,才有可能明白沈从文的文学。大家都熟悉新文学开始时期一个掷地有声、影响深远的理论,即“人的文学”的倡导。我们看沈从文的文学,不妨就从人谈起。我要说,沈从文作品里的人,和时代潮流中新文学里的人,不一样。

  新文学是新文化极为重要的部分,它对“人”的重新“发现”,是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启蒙紧密纠缠在一起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新文学担当了文化启蒙的责任,新文学作家自觉或为启蒙的角色,在他们的“人的文学”中,先觉者、已经完成启蒙或正在接受启蒙的人、蒙昧的人,似乎处在不同的文化序列等级中。特别是蒙昧的人,占大多数。新文化要改变甚至改造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状况,这蒙昧的民众就成为新文学的文化批判、启蒙、救治的对象。

  沈从文的湘西人物——农民、士兵、水手、妓女,如果放进这样一个大的文化思路和文学叙事模式里面,大多应该处在被启蒙的位置。但沈从文没有跟从这个模式。他作品的叙述者,和作品中的人物比较起来,并没有处在优越的位置上,相反,这个叙述者却常常从那些愚夫愚妇身上受到“感动”和“教育”。而沈从文作品的叙述者,常常又是与作者统一的,或者就是同一个人。

  当这些人出现在沈从文笔下的时候,他们不是作为愚昧落后的中国的代表和象征,从而无言地承受着“现代性”的批判;他们是以未经“现代”洗礼的面貌,呈现着他们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沈从文对这些人“有情”,爱他们,尊敬他们,他能从他们身上体会到生命的努力和生存的庄严,体会到对人生的忠实与对命运的承担。

  沈从文也不是有意去颠倒启蒙和被启蒙的关系,而是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观念。我在前面说那种现代的“觉醒”没有发生在沈从文身上,而“觉醒”是和启蒙连在一起的,沈从文也没有经历过那种醍醐灌顶式的启蒙。《从文自传》最后一节题为“一个转机”,叙述的是在湘西军队的末期,一个印刷工人带来新书新杂志,沈从文读后感到新鲜异样,决定去北京闯荡,过另一种生活。这无疑是五四新文化的余波在个人身上产生的震动,说成影响是可以的,而且是彼时彼地的强烈影响,但要说成是启蒙,就过头了。那个工人告诉他,“白话文最要紧处是‘有思想’,若无思想,不成文章。当时我不明白什么是思想,觉得十分忸怩。若猜想得着十年后我写了些文章,被一些连看我文章上所说的话语意思也不懂的批评家,胡乱来批评我文章‘没有思想’时,我即不懂‘思想’是什么意思,当时似乎也就不必怎样惭愧了。”当时放下《花间集》《曹娥碑》,看《新潮》《改造》,“我记下了许多新人物的名字”,“崇拜”他们,而且觉得“稀奇”,“他们为什么知道事情那么多。一动起手来就写了那么多,并且写得那么好。可是我完全想不到我原来知道比他们更多,过一些日子我并且会比他们写得更好”。就是做出去闯荡一个更大的世界的决定,也并非全然出于新书刊的影响,而是与从小就形成的性格、与不断渴求新鲜养分来滋育和扩充自我的心灵状态有更加密切的关系:“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这样也就容易理解,沈从文自己就是个没有被启蒙的人,他怎么会在作品里居高临下地去启蒙家乡的父老子弟。

  现代思想、现代理论当然不仅仅是启蒙的话语,其他的理论也一样,如果带着理论的预设去看人,看世界,就把人、把世界框在一个框子里了,同时也把自己框在了框子里。沈从文不是一个把自己用理论武装起来的人,而是一个把根扎在自己的实感经验中的人,并且带着实感经验的历史和累积的感情来看人,看世界。沈从文上创作课的时候经常说一句话,经当年的学生汪曾祺转述后,成了常被引用的写作名言:“要贴到人物来写。”我感觉不少引用这句话的人其实并不怎么懂得这句话。看起来是说写作方法,其实牵扯更重要的问题:怎么才能“贴到人物”?带着理论的预设是不行的,因为理论预设就产生了距离,贴不上;没有切身的感情,不能从心底里自然而然地生出亲近感亲切感,也贴不上。从根本上说,这不是方法的事,而是心的事,能不能贴到人物,取决于有没有一颗对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贴近的“有情”的心。

  在这里我想给大家看沈从文信里的两段话,这封信是1935年写给巴金的。沈从文和巴金是一生的好友,也许正因为是诚恳的朋友,30年代两人常常争论问题,沈从文才会这么直率地说出他的意见:

  我以为你太为两件事扰乱到心灵:一件是太偏爱读法国革命史,一件是你太容易受身边一点儿现象耗费感情了。前者增加你的迷信,后者增加你的痛苦。

  你不觉得你还可以为人类某一理想的完成,把自己感情弄得和平一点?你看许多人皆觉得“平庸”,你自己其实就应当平庸一点。人活到世界上,所以称为伟大,他并不是同人类“离开”,实在是同人类“贴近”。你,书本上的人真影响了你,地面上身边的人影响你可太少了!你也许曾经那么打算过,“为人类找寻光明”,但你就不曾注意过中国那么一群人要如何方可以有光明。一堆好书一定增加了你不少的力量,但它们却并不增加你多少对于活在这地面上四万万人欲望与挣扎的了解。

  这两位朋友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作家,沈从文对巴金的批评,未必全有道理,从巴金的立场上完全可以反驳。我想请大家注意的不是对巴金的批评,而是从这个批评里面体会批评者自己看重什么和不看重什么,明白他的亲疏远近:离书本理论远,同实际人生近,与凌空的高蹈疏,和地面上身边的平凡亲。

  沈从文的文学过去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有蓬蓬勃勃的生命力?单从他作品里的人物来说,是他没有把这些人物放到框子里,没有用这种或那种理论的彩笔去给他们涂颜色,没有自以为可以给他们定性、定等级,没有把他们变成符号。他们有生气,是生命自身由里而外散发出来的生气。而且,沈从文并不因为自己对这些人物非常熟悉就自负能够“把握”他们,他曾经在给张兆和的信里说:他来写他们,“一定写得很好。但我总还嫌力量不及,因为本来这些人就太大了”(《湘行书简•水手们》)。“太大了”,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感受——对生活中的人,对生气饱满的存在。有不少作家自以为可以“把握”他笔下的人物,就是因为他没有生命“太大了”的感受,他把他们限制、规范在他自己的理解能力和感受能力之内,当然就“把握”得住了。

  三、文学里面有天地,比人的世界大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基本上可以说是“人的文学”,我的意思是说,五四以来,文学的世界,基本也就是人的世界,个人、集体、民族、国家,欲望、权力、制度、文化,这之间的纠缠、联结和冲突,无不是人的世界的纠缠、联结和冲突。

  这有什么问题?人不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吗?文学不就是人学吗?

  沈从文的文学世界,却不仅仅是人的世界,而要比人的世界大。简单地说,沈从文的文学里面有天地,人活在天地之间;大部分的现代以来的文学,只有人世,人活在人和人之间,活在社会关系的总和里面。

  前面说过,沈从文生命的“教育”,得自于自然、人事和“人类智慧的光辉”三个重要的方面,三项并列,说得比较清楚。但这个说法其实是个从俗的、妥协的说法,从现代人的俗,向现代人对于自然的理解妥协。原本在沈从文那里,自然和人事、历史文化,并没有像在我们今天的理解中那样处于分离的、并立的状态,在他的文学构图中,人事常常就是自然有机的一部分。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例子很多,举一个比较特殊的,出现在沈从文一生中最心神澄明的经典时刻,那是1934年1月18日,在家乡河流的行船上,沈从文感动异常,彻悟“真的历史是一条河”。这一段文字我以前引用过好几次,建议大家有心的话找来《湘行书简》念一念,看看你会产生什么样的感受。这条河在沈从文的感受里,已经把自然和人类的哀乐,和智慧、文化、历史,都融通为一体了。

  天地这个概念,和自然相通,但不是自然;和人事相关,却高于人事。读沈从文的文学,如果感受不到天地,会读不明白。譬如说《边城》这篇传播广泛的作品,里面有些非常重要的东西,没有这种感受,就漏掉了。

  《边城》的故事很简单,但有个问题我们不能忽略:为什么“素朴的良善与单纯的希望终难免产生悲剧”?为什么在人事的安排上,从翠翠父母到翠翠,都那么不能如人意愿?这个问题,老船夫很深地想过。“祖父是一个在自然里活了七十年的人,但在人事上的自然现象,就有了些不能安排处。”“这些事从老船夫说来谁也无罪过,只应‘天’去负责。翠翠的祖父口中不怨天,心中却不能完全同意这种不幸的安排。”也就是说,“天”有意志、有力量安排人事,干预人间。更重要的是,“天”的意志并不在乎人的意愿。这也就是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在众多关于《边城》的评论中,沈从文似乎只首肯过刘西渭(李健吾)的一篇,这篇文章里有这么一段:“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唯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自来带在人物的气质里的。自然越是平静,‘自然人’越显得悲哀:一个更大的命运影罩住他们的生存。这几乎是自然一个永久的原则:悲哀。”(《〈边城〉——沈从文先生作》)

  这一段话,每一句是一层意思,所有的意思又交织在一起,仔细想起来很复杂。如果人物本身就含有悲剧成分,那么悲剧就不是——或者至少不完全是——在事情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产生的,也就是说,即使能够改变事情发展变化的过程,也未必就能够避免悲剧;人物自来的气质里就有悲哀,那是因为,自来就有一个笼罩着他们的命运。可是,悲哀为什么会是自然“永久的原则”呢?

  我们不妨反过来,用小说为这段评论做个“注释”,来看这样一个简单的情境就够了:作品开篇,描述茶峒地势,凭水依山筑城,河街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某一年水若来得特别猛一些,沿河吊脚楼,必有一处两处为大水冲去,大家皆在城上头呆望。受损失的也同样呆望着,对于所受的损失仿佛无话可说,与在自然安排下,眼见其他无可挽救的不幸来时相似”。 “无可挽救的不幸”之所以“无可挽救”,是因为它出自高于人事能力的意志,“边城”人对此只能“无话可说”,“呆望着”。他们“呆望”不幸,也即是对天地不仁的无可奈何的体会、默认和领受,“呆望”的神情,也因为体会、默认和领受而可以说是自身悲剧成分和自来悲哀气质的外现。

  自身悲剧成分和自来悲哀气质既然是把天地不仁“内化”为个人命运的结果,那么,天地不仁在这里就不是一种表面的感慨,一种责任的推诿,一种无知无识的愚昧,一种知识和逻辑的推论。这个世界有它的悲哀,这个世界自来就带着悲哀的气质在体会、默认和领受。

  但是这还只是一面。这个世界有悲哀不假,可我们读这部作品,还是会强烈地感受到明朗、刚健的力量和生生不息的气象。“天地有大德曰生”,天地化生的力量永无止息。白塔倒了,可是又重新修好了;老祖父死了,翠翠却由此明白了从父母到自己的很多事情,人生自然上了一层;那个“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青年人”还没有回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你看沈从文写最后一句,用了个感叹号!

  在这里我顺便说几句沈从文的景物描写。沈从文也用景物这个词,但这也是从俗和妥协的说法。沈从文作品中的景物,通的是自然,自然又通天地,一层一层往上,所以是无限生机。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景物,是图像化了的东西,是我们的眼睛或者相机截取了的片段;即使我们能够通过片段的景物联想到自然,那也是近代以来我们所理解的自然,是被我们对象化的东西,我们把人当成主体,把自然当成主体的对象。所以我们虽然欣赏和赞叹沈从文的景物描写之美,欣赏和赞叹沈从文作品中的自然美,却不容易领会他的自然观中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相联的天地大美,与“天地有大德曰生”相联的天地大德,当然也就更不容易理解与“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相联的天地不仁。天道,地道,人道,人道仅居其间,我们却只承认人道,只在人道中看问题,只从人道看自然,自然也就被割裂和缩小为人的对象了。但其实,天地运行不息,山河浩浩荡荡,沈从文的作品看起来精致纤巧,却蕴藏着一个大的世界的丰富信息,自然在他的作品中,岂只是这样那样的景物描写?

  我还想借这个话题说一个词:人性。因为我发现,非常多的人谈论沈从文作品的时候,喜欢用这个词。沈从文自己也用这个词,《习作选集代序》里面说自己创作的几句话经常被引用:“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想提醒的是,沈从文是在一个比人大的世界里说人性的,和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性论的人性不同,和我们通常在人的世界里说人性不同。他为什么老是要说他对人的理解和城市中人、和读书人的理解不同呢?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城市中人、读书人对人的理解,只是在人的世界中理解人,只是在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中理解人,而他却会觉得,人不应该仅仅局限在社会关系的总和当中。他感受里面的人性,一定包含着与人居其间的天地运行相通的信息。人不能把人束缚在人里面,而与天地气息隔绝。

  四、守“常”察“变”,寻“本根”持“白心”

  前面提到,沈从文的作品曾经遭受“没有思想”的批评。讲到这里,我想我们已经不可以这么说了。前面讲的,难道不包含重要的思想因素、思想方式和思想感受吗?不过我们也要理解为什么会有那种批评,而且不回避这个问题。这些年我碰到不少喜欢沈从文的朋友,读沈从文的作品觉得很美,辩驳说这就够了,文学为什么一定要有思想呢?可是,我觉得这样说还不行,这等于是把问题取消了。沈从文的作品确实是有思想的,而且,不理解这些思想的话,就没有办法很好地理解沈从文。

  什么是思想呢?我们通常把思想当作名词,而在20世纪中国,和这个名词搭配的动词,特别常用的一个,是“接受”,“接受”什么什么思想。这也就是说,对于一个人来说,思想是外来的,而不是从自身的种种经验和认识里产生的。你接受了,你就有了。思想这个东西,在20世纪中国显得特别重要,它绝不仅仅是个体的需求,更是集体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时代的需求,所以你有了还不够,还要看看别人有没有,别人有的是什么,和你有的一样不一样。

  沈从文不会把现成的什么东西拿来套到作品里头,所以他的作品经不起有现成思想的眼光打量。就说《边城》吧,它不就是一个世外桃源、一首田园牧歌吗?和现实的社会、和迫切的时代,有多大关系?

  我想借助鲁迅来谈这个问题。鲁迅青年时代就痛切地感受到当时的中国是“本根剥丧,神气旁皇”,这是《破恶声论》一开篇就直指的要害,不管是国家、民族,还是个人,没有“本根”了,六神无主,无所适从。那么从哪里找回“本根”呢?我们都知道鲁迅对中国传统做过非常激烈的批判,他认为中国的传统坏了,而且越到后来越坏,传统是个大染缸,经过这个染缸一染,本来是好的东西也变脏污了。现在就是传统一路发展而来,变成如此不堪的局面。那希望在哪里?按照这个思路,希望所在,是没有经过传统污染的东西,青年鲁迅追溯到了“古民白心”。“古民”在这个传统之前,他们的心灵还没有经过染缸的浸泡,染上乱七八糟的颜色,还是素朴纯白的,我们应该从这里找到“本根”,恢复“神气”。鲁迅的这个思想,留给我们的问题和困难是,我们在传统的下端,“古民白心”在传统的前端,中间隔着几千年的历史,我们怎么跳过这么长的时间,和“古民白心”对接上?

  这个难题中的时间距离,在沈从文那里置换成了空间距离:我们没法回到遥远的古代,但我们可以去现在的偏僻之地,找到“古民白心”。“礼失求诸野”,把“礼”字换掉,思路还是“求诸野”的思路。很早以前我读《边城》,还把它当成一个封闭空间里的故事,与外面的世界没有什么关系;现在再去看,就觉得这样看把这个作品看小了。你看作品是怎么开始的: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这个叙述是说有这么一条路,沿着这条路能够找到这么一个地方和这地方的人。有路,就不是封闭的了。沈从文画这幅路线图,是假设外面有人来,由外而里的,是给外面的人来找这里用的,是“求诸野”的路。《边城》不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桃花源似真似幻,“不足为外人道也”,就是按照做下的标记再去找,“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哪里找得到;沈从文却肯定了边城这样的地方的存在,你看开头这么短的几句话,突出的句式是存在句,重复用了好几个“有”字(还省略了几个):有路,有小溪,有白塔。也就是说,“求诸野”是可能的,找得到朴野纯厚的生命、刚健善良的心灵。为什么要找?为的是民族的“本根”和“神气”。所以,《边城》以及差不多全部的湘西作品,它们所表达的,并不仅仅是沈从文个人的乡愁,并不仅仅是一个乡下人在城市里过得不如意而用记忆来安慰自己,它们有更大的用心。触着了这个大的用心,我们才能理解《边城》题记的最后为什么会这么说:“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

  沈从文和鲁迅对于传统的看法非常不同,“过去伟大处”的“过去”是包含着悠久的传统在内的;“目前堕落处”的“目前”,指的是他所置身其中的现代以来的中国,“本根剥丧,神气旁皇”是“堕落”的原因,也是“堕落”的表现。沈从文喜欢用“常”与“变”的交互作用来描述时代,有“本根”就有“常”,有“常”就不怕“变”,怕就怕没有了“常”,那就只能在不断的“变”中,仓皇失措,“神气旁皇”。《长河》集中处理“常”与“变”的问题,表达了沈从文非常深重的忧思。很遗憾,这部作品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长河》写的是现代“来了”之后的种种情形。在20世纪中国,现代是“时代大力”,而且似乎是“神圣”的“大力”,因为很多人觉得这个是不容置疑的,有所疑惑就往往被视为落后、守旧、固执,甚至是倒退和反动。但问题是,现代到底是什么?现在究竟怎么样?沈从文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的一个特点是不相信理论,而相信实际,相信他亲眼所见、亲身所受的东西,也就是“亲证”。现代不是不可以分析,不可以具体化的。举一个很小的例子:辰州府地方要成立一个新式油业公司,用机器榨油,取代原有的几十处手工作坊式的油坊。这两种作业方式之间的冲突,似乎是“现代与传统”、“新与旧”、先进的生产方式和落后的生产方式的冲突,其实这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在这样的关键地方,沈从文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官与民争利。新式油业公司实行股份制,持有股份的是省里委员,军长,局长。买进桐子他们可以自己定价,卖出桐油也是他们自己定价。资本、权力、利益结合了“新式文明”,巧取豪夺,长驱直入。这分明是野蛮,现代的野蛮。这样的例子不需要多举,今天一个多少有点儿现实经验和感受的中国人,都会有体会。

  沈从文忧心忡忡的是,在现代的“大力”下,原本素朴的性格灵魂会不会被压扁扭曲,“白心”会不会被浸染上各种各样花里胡哨的颜色,在漫长的历史中所形成的生活的完整性会不会遭到破坏。“变”是无可避免的,但“变”是不是一定要取消“常”,现代是不是一定要把“本根”也消除掉?这个思想不应该被套进传统和现代二元对立的模式里去,沈从文所要维护的不是只属于过去时代的东西,而是现代以及现代以后的将来也应该存在的东西。

  沈从文和鲁迅两个人看上去很不一样,但是在他们的文学深处,却能够发现某些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一致性。可以说,沈从文正是一个保持和维护着青年鲁迅所揭示的“本根”和“白心”思想的作家,他的文学,也不妨说成是持守“本根”和“白心”的文学。

  五、选择、位置:偏之又偏,实得其正

  40年代是沈从文思想上最为痛苦的时期,和现实的冲突越来越厉害,和时代的剧烈变化越来越不合拍,到1949年,神经所能承受的压力达到最高点,以致一度精神失常,以自杀求解脱。恢复后改行做文物研究,成就了后半生的事业。

  沈从文改行,是时代压力和自主选择共同作用而产生的结果:如果可以分开来说,放弃文学,多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做文物研究,则是自主选择。有人说,沈从文胆小,离开了意识形态关注的领域,躲进了文物里面;也有人说,沈从文聪明,离开了是是非非的漩涡,明哲保身。这恐怕多是不了解沈从文的人,以己度人,得出这样的印象。

  前面提到过沈从文1949年精神极端紧张的时候写自传,其中一章是《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描述和分析美术、特别是工艺美术与自己的深切关系。从少年时代起,这种关系不断深化,由爱好和兴趣,发展到对世界、生命、自我的认识和体会,并且逐渐内化为自我生命的滋养成分,促成自我生命的兴发变化。也就是说,到后来,文物对于沈从文来说,已经不仅仅是“对象”了。沈从文在这个时候梳理出自己生命的这么一条线索,显然对自己即将做出的选择,已经有了明确的意识。如果你还记得《从文自传》的倒数第二章《学历史的地方》,写他在筸军统领官陈渠珍身边作书记,日常事务中有一件是保管整理大量的古书、字画、碑帖、文物,“使我对于全个历史各时代各方面的光辉,得了一个从容机会去认识,去接近”,你一定会惊叹生命的密码早已暗示了未来的信息。不过,沈从文三十岁时候的叙述是兴之所至地触碰了一下这个密码,他自己也并不完全明白其中的含义;1949年再来重新发掘这条埋藏的线索,就是非常自觉的了。所以你看,沈从文的文学是从自己生命的来路而产生出来的,沈从文的文物研究也一样,也有这么一条生命的来路和自我的根据。

  不仅有自我的根据,而且还要自我在这个领域里安顿、扩展、充实、成就;不是到这里遮风避雨、苟且偷生的,而是要在这里安身立命,创造另一番事业。

  但是,在轰轰烈烈的时代潮流中,选择这样一个偏于一隅的角落里的位置,意味着什么?

  我讲三个场景,请大家体会。

  第一个,是沈从文1949年12月一篇文稿里描述的“家庭剧”:两个初中生的儿子,晚上做爸爸的思想工作——

  “爸爸,我看你老不进步,思想搞不通。国家那么好,还不快快乐乐工作?”

  “我工作了好些年,并不十分懒惰。也热爱这个国家,明白个人工作和社会能够发生什么关系。也长远在学习,学的已不少。至于进步不进步,表面可看不出。我学的不同,用处不同。”

  ……

  “到博物馆弄古董,有什么意思!”

  “那也是历史,是文化!……”

  ……

  于是我们共同演了一幕《父与子》,孩子们凡事由“信”出发,所理解的国家,自然和我由“思”出发明白的国家大不相同。谈下去,两人都落了泪……(《政治无所不在》)

  第二个场景,在济南。1956年10月10日,沈从文到山东师范学院,门房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什么也不干。”门房笑了。他在文物室看了两个钟头。上午散学,千百个学生们拥挤着出门去食堂,他也在中间挤来挤去,没有一个人认识。他觉得这样极有意思;又想,即使“报上名来”,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不知怎么一转念,想到了老朋友巴金:“如果听说是巴金,大致不到半小时,就传遍了全校。”接着又有点负气但到底还是泰然地想道——

  我想还是在他们中挤来挤去好一些,没有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自己倒知道。如到人都知道我,我大致就快到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干什么的了。(《致张兆和》)

  第三个,在上海。1957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沈从文从外滩边上的饭店窗口看外白渡桥和黄浦江,画了三幅速写,同时又用文字做了描述。第一幅,“五一节五点半外白渡桥所见”:

  江潮在下落,慢慢的。桥上走着红旗队伍。艒艒船还在睡着,和小婴孩睡在摇篮中,听着母亲唱摇篮曲一样,声音越高越安静,因为知道妈妈在身边。

  第二幅,“六点钟所见”:

  艒艒船还在作梦,在大海中飘动。原来是红旗的海,歌声的海,锣鼓的海。(总而言之不醒。)

  第三幅:

  声音太热闹,船上人居然醒了。一个人拿着个网兜捞鱼虾。网兜不过如草帽大小,除了虾子谁也不会入网。奇怪的是他依旧捞着。(《致张兆和》)

  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个时间和地点所提示的时代气氛和性质。时代的宏大潮流汇集和裹挟着人群轰轰隆隆而过——外白渡桥上正通过由红旗、歌声和锣鼓混合成的游行队伍——这样的时刻,沈从文的眼睛依然能够偏离开去,发现一个小小的游离自在的生命存在,并且心灵里充满温热的兴味和感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翻检那个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加以对照,就会对这样的奇迹更加惊叹。

  如果不嫌牵强的话,我们可以把沈从文“静观”的过程和发现的情景,当作他个人的生命存在和他所置身的时代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隐喻。说得更直白一点,我们不妨就把沈从文看作那个小小的艒艒船里的人,“总而言之不醒”,醒来后也并不加入到“一个群”的“动”中去,只是自顾自地捞那小小的虾子。沈从文的“小虾子”,不用说,就是他投注了生命热情的杂文物。

  我想不必再描述更多的场景了。此后的岁月,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沈从文只能是越来越艰难,境况越来越恶劣,下放到湖北之后连最起码的研究条件都丧失了,还念念不忘他的杂文物,带着一身病,凭着记忆写文章。

  我们后知后觉,站在今天回望,能够知道一浪高过一浪的时代潮流做了什么,时代潮流之外的沈从文做了什么。而且我们还应该反思,潮流是由多数人造成的,潮流里的人,经过了那些年代,他们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20世纪以来的多数中国人,争先恐后,生怕落伍,生怕离群。其中的知识分子,本该是比较有理性的,有独立精神的,有自主能力的,但多数却只养成了与时俱进的意识和本领。落潮之后,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了,多数人又把一切责任推给时代,不去追问自己在时代里选择了什么位置,做了什么事情。

  沈从文文物研究的具体情况,今天没有时间细讲,但有一点要指出来,就是他关注的种类繁多的杂文物,大多是民间的、日常的、生活中的工艺器物,不但与庙堂里的东西不同,与文人雅士兴趣集中的东西也很不一样,大多不登大雅之堂。他自己更喜欢把他的研究叫做物质文化史研究,为了强调他的物质文化史所关注的东西与一般文物研究不同,他关注的是千百年来普通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劳动、智慧和创造。这个关注点,和他的文学的关注点是一样的,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不正是民间的、普通人的、生活的世界?但是,这不是文物研究的主流,不被认同,甚至被排斥,以至于被认为是“外行”。50年代历史博物馆布置了一个“内部浪费展览会”,展出的是沈从文买来的“废品”,还让他陪同外省同行参观,用意当然是给他难堪。沈从文1978年调到社科院历史所,此前历史博物馆的领导说,沈从文不是主要人才,要走就走。你看,沈从文从事物质文化史研究,不仅他这个人要承受现实处境的政治压力,他的研究观念还要承受主流“内行”的学术压力。反过来理解,也正可以见出他的物质文化史研究不同于时见的取舍和特别的价值。

  做文物研究,已经是偏离时代潮流了;做的又是“算不上文物”的杂文物研究,连文物研究的主流也偏离了。可谓偏之又偏;但是呢,偏之又偏,实得其正。当然,换个角度,不从时代和潮流的立场来看,也许沈从文从来就没有偏过,始之于正,也终得其正。

  六、题目下面的题目

  自我、文学、思想、走入历史文化深处的选择和实践,这些不同的方面,一个人用他的生命贯通起来了。这个生命有很强的连续性,有迹可循,不会今天这样明天忽然那样;这个生命又很倔强,如同“无从驯服的斑马”。生命方方面面的展开和实践,不可能封闭在生命的内部完成,总是和置身其中的社会、时代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但发生什么样的关系,发生什么样的关系不仅对个体生命更有价值,而且对社会、时代更有意义,却也不只是社会、时代单方面所能决定的,虽然在20世纪中国,这个方面的力量过于强大,个人的力量过于弱小。不过,弱小的力量也是力量,而且隔了一段距离去看,你可能会发现,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发生了变化,强大的潮流在力量耗尽之后消退了,而弱小的个人从历史中站立起来,走到今天和将来。

  沈从文如果活到现在,2012年,就一百一十岁了。今天讲他和20世纪中国,好像都是讲过去的人事。其实很难说我们已经可以把20世纪历史化了。我的本意,也不是来讲无关于当下的历史人物和历史知识。这个演讲的题目,召唤着你、我、我们的某些意识和思考,如果有人隐约感受到这个题目下面还有题目,譬如类似于“我们与21世纪中国”、“沈从文与我们”这样的,我会觉得,这个题目讲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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