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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文学的高地

2016年07月26日16:02 来源:《文艺报》 作者:赵丽宏 点击:

即便是在文学最受冷落的年代,我也没有对文学的前景产生过悲观的念头。只要人性还在,只要人类的文明还在延续,只要人们对真善美的向往还在,文学的魅力便不会消失。文学决不可能被逐出我们的生活。文学刊物曾经一度举步维艰,然而作为展示文学创作最新成果的园地,它们也不会被荒废,因为写作者需要这样的园地,读者也关注着这样的园地。尽管眼花缭乱的新媒体吸引着更多人的眼球,但是它们无法取代那些真正承载着文学理想,定期向读者展现优秀原创作品的文学期刊。

《上海文学》从创刊到现在,已经63年。巴金先生在1953年创办了这个刊物,最初的刊名是《文艺月报》。创刊以来,她几乎是伴随着新中国的曲折脚步,一路探索,一路坎坷,一路激情挥洒,一路悲欢离合。回顾《上海文学》走过的道路,感受她的辉煌和荣耀,体味她的艰辛和甘苦,是一件令人感慨也让人深思的事情。

《上海文学》犹如一个舞台,60多年来,中国的几代作家在这个舞台上纷纷登场,他们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作品,在新中国的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憧憬梦幻,他们的惆怅和困惑,他们的才情和创造,都留在了已经泛黄的书页之中。展读这些保留着不同时代屐痕的文字,可以追溯流逝的时光,反思过去的历史,也可以重新燃起对文学的热爱和激情。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它们所产生时代的情感、智慧和良心的结晶。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作品,很大一部分对此可以当之无愧。

60多年来,《上海文学》的命运和我们国家的风雨历程密切相联,她的辉煌、她的黯淡、她的跌宕沉浮,都和时代的变迁息息相关。《上海文学》创刊之初,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我们可以在当时的刊物中看到作家们对新生活的向往和渴望,当时引人瞩目的作家,都在这里发表过新作。不少年轻的作家在这里发表了他们的成名作。《上海文学》上的一些短篇小说和诗歌散文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之作。在很多人心目中,《上海文学》是一个其他园地难以取代的文学花苑,是文学爱好者的精神家园。即便是在中断和沉寂的时候,《上海文学》一直没有被热爱文学的中国人淡忘。“文革”结束后,一度停刊的《上海文学》重新开张,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一个重镇。她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向各种流派和风格的文学作品敞开了大门。中国的老中青三代作家在《上海文学》亮相,展示了他们曾经被压抑了的才华。新一代年轻的作家又从这里起步,走向更广阔的文坛。纵观《上海文学》的60年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回归,高尚的文学理想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永远不会消亡。

在我的办公室里,有几件东西值得一说。

一把旧椅子。它的年龄比我老,估计已近百年。这是一把有扶手的西式靠背椅,做工很考究,可以看作一件艺术品。从《上海文学》创刊以来,这把椅子就一直是编辑部的一部分。很多前辈在这把椅子上坐过,巴金、靳以、魏金枝、钟望阳、茹志鹃、李子云、周介人……多少人曾经坐在这把椅子上读稿说话,已经无法考证。上世纪70年代末,我还在大学读书,有一次收到编辑部的信,约我来《上海文学》谈稿子,是赵自先生坐在这把椅子上,他的亲切和威严,和这把椅子融合在一起,成为《上海文学》在我记忆中的一个征象。60年来,一批又一批作家和编辑为《上海文学》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是他们用心血和智慧,铸造了这本刊物的品格。《上海文学》能在这大半个世纪中坚持文学理想,不断创造辉煌的业绩,能在新中国的文学期刊中占据重要一席,和他们无私奉献和创造性的编辑工作是分不开的。这把椅子现在端放在我的办公室的窗前,是一件历史的纪念品、一座让人追溯远去时光的雕塑。几代《上海文学》编辑前赴后继的身影,迭现在这把椅子上,让后人肃然起敬。

一幅题字。这是钱谷融先生用毛笔题写的“文学是人学”五个字。10年前,《上海文学》50周年社庆时,我请钱先生为我们题辞,他说自己不擅用毛笔。我说,请你写五个字:“文学是人学”,这几个字,你怎么写都是最好的。钱先生年轻时代写的《文学是人学》,道出了文学的真谛,他因此被批判了很久,历经人间沧桑。也正是这篇文章,如同灯塔,暴风骤雨和冰雪雷电都未能熄灭它的光焰。文学是人学,这已是公认的文学创作之至真原理,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对人性的探索,对人间万象的展示。钱先生答应了我,并寄来了这幅题字。他用毛笔在宣纸上写了五个两寸见方的字,写得工整端庄,很有派头,题辞下面签了名字,却没有钤印。我后来请一位篆刻家为钱先生刻了一方印,在题字上补钤之后,将印章送给了钱先生。在我的办公桌前,抬头就能看到钱先生的题字,“文学是人学”,这是前辈真诚的引领,也是一个永久的提醒。

一幅书法作品。这是著名女书法家周慧珺的作品,写的是四个大字“海纳百川”。周慧珺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也是《上海文学》热心的支持者。现在的《上海文学》封面,是她13年前为我们书写的刊名,已经成为我们刊物的标志。“海纳百川”,是《上海文学》追求的一种胸怀和品格,我们接纳各种风格不同的作品,不管是奇花异卉还是杂树野草,只要是独特自由的美妙生灵,都可以在我们的园地中生长绽放。这幅书法,也是各界人士支持关心《上海文学》的一个见证。

回顾《上海文学》走过的60多年历史,我和编辑部的全体同人,心里怀着感恩之情。感恩我们的前辈,几代《上海文学》的编辑,是他们前赴后继,铸造了这本刊物的精神和品格;感恩我们的作者,60多年来,是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作家,以优秀的作品支持我们,使我们的刊物保持着清新和活力,始终站在文学的前沿,向世人展示中国文学的新貌;感恩社会各界对我们的帮助和支持,我们和所有纯文学刊物一样,在这些年中经历过世态炎凉,然而不管是热还是冷,总是有人向我们伸出援手,让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不感觉孤独,始终保持着文学的尊严。当然,也感恩我们的读者,60多年来,不离不弃,来自读者的赞许,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坚持和坚守的价值。如果没有大家对《上海文学》的贡献、支援和帮助,这里只能是一片荒芜和寂寥。

1982年我大学毕业,到《萌芽》杂志当了5年编辑,1987年离开编辑部当专业作家。回想起来,自己的创作生涯,一直是和文学期刊紧密相连的。几十年来,自己的文字发表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而自己心里最看重的,还是那些有影响的文学期刊。在我的心目中,《上海文学》是我的母刊,年轻时代在那里发表了很多诗歌和散文。在这样的文学期刊发表作品,是一种专业的肯定,也是自己的文字走向读者的最有效的渠道。在写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心目中,优秀的文学期刊,是真正的文学高地。在文学期刊生存最艰难的岁月中,《上海文学》一直坚持着对文学理想的追求,坚持着自己的风格,日子过得再苦,刊物的方向和品格从未改变。2003年,我出任《上海文学》社长,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10多年来,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让我们的杂志顺应时代,开拓新的局面。我们所处的时代,潮流汹涌,风云变幻,在文化发展和繁荣的呼唤中,读者对文学必定会有新的期盼,文学期刊的编者首要之责,就是要坚守文学的高地,在喧嚣中,更需要保持一份沉静,不媚俗、不跟风、不势利、不追时髦。这些年来,我们编辑刊物的方针,一如既往,非常简单:为作家提供一个值得信任的、能吸引读者的发表平台;为读者奉献更多更好的作品。

我曾经在刊物的卷首上这样写:

我们提倡抒写真性情,提倡以真诚的态度进行创作,拒绝虚假和无病呻吟。我们欢迎贴近现实生活的力作,也欢迎在艺术上的大胆创新,这里可以为文学家提供炫技的舞台。我们力求兼容并蓄,海纳百川,让朴素和华丽,简洁和繁复,现实和浪漫,虚构和纪实,古典和现代,在我们的版面上互为补充,交相辉映。不薄名家,厚待新人,是我们一贯的方针。

编刊物有三喜:一喜发现好文章;二喜发现有才华的新作者;三喜刊物受到读者欢迎。这三喜,不会从天上掉下来,需要我们去追求寻觅,用公正执著的态度,用真诚热情的心。

文学杂志,难免一个“杂”字。要做到杂而不浑、杂而不俗、杂而不失其高雅品味,需要我们下功夫。我想,无须空洞的口号和承诺,下功夫把刊物编得更好看,才是硬道理。

前几天,我在编辑部说,我们刊物年过花甲了。年轻的编辑对我的话很不以为然,他们说:花甲之年,在人们的印象中是对老人的称呼,《上海文学》不老迈,我们还很年轻。年轻人这样评价我们这本刊物,我深感欣慰。对一本文学刊物来说,60年的历史不算太短,然而文学的理想和精神是不会随时光老去的。60岁的《上海文学》仍然应该是一本拥有年轻心态的杂志。面对着前人的业绩,我们会经常思考:在未来的岁月中,如何继续发扬《上海文学》的优良传统,不媚俗,不随波逐流,如何锐意进取,探索创新,使她保持着勃勃生机,保持着年轻活力,从而无愧于前人,也无愧于我们所处的时代。这是一个义无反顾的崇高目标,我们当为此竭尽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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